吐蕃被蒙古征服，比較類似于『無血開城』。
這一歷史事件的主角是窩闊臺次子、西涼王闊端和吐蕃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。
1230年代，正值窩闊臺汗統(tǒng)治期間，窩闊臺次子闊端受封西涼王，領有西夏（唐兀）故地，駐守在涼州（今甘肅省武威市），有進攻吐蕃（西藏）的戰(zhàn)略意圖。實際上，闊端也曾經派麾下將領達爾汗臺吉帶兵，曾進兵至藏北熱振寺（今西藏自治區(qū)拉薩市林周唐古鄉(xiāng)境內，距離拉薩市區(qū)240公里）附近。達爾汗臺吉在軍事上沒有實現什么具體的目標，但相對比較充分地了解了西藏的情況，他返回后向闊端報告說：
現今藏土惟噶當巴（噶當派，后來地格魯派在其理論基礎上發(fā)展起來）叢林（寺院）最多，達隆巴法王最有德行，直貢巴（止貢噶舉派）京俄大師具有法力，薩迦班智達精通五明，請我主設法迎請之。彼時吐蕃各教派的領袖人物，對這一危急存亡的局勢也在進行協(xié)商如何應對，最后，大家共同推舉出生在薩迦昆氏家族的薩迦班智達·貢噶堅贊同蒙古方面談判。
（唐卡：薩迦班智達·貢噶堅贊）
（唐卡：法王八思巴。這個此時只有10歲的孩子后來成為薩迦班智達的繼承人、忽必烈的帝師）
蒙古乃馬真皇后稱制三年（南宋淳祐四年，1244），年屆63歲的薩迦班智達帶著10歲的侄子八思巴和6歲的侄子恰那多吉，從薩迦寺動身前往涼州。經過兩年千辛萬苦的跋涉，薩迦班智達一行終于于1246年8月抵達涼州。
（薩迦寺位于西藏自治區(qū)日喀則地區(qū)薩迦縣本波山下）
蒙古貴由汗二年（南宋淳祐七年，1247），闊端與薩班在涼州舉行了首次會談——薩迦班智達抵達涼州時，闊端在蒙古高原的和林參加推舉蒙古大汗的王公大會去了。這次會談的兩方，闊端代表蒙古汗廷，薩班作為西藏地方代表，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“涼州會晤”，也稱“涼州會盟”、“涼州會談”。
（闊端與薩迦班智達涼州會盟壁畫）
會晤的結果，產生了《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》這一歷史性的文件，關于吐蕃歸附問題，大致包括了這樣幾點：第一、吐蕃地方的僧俗官員和百姓屬民，首先都要承認自己是蒙古大汗的臣民；第二、各地僧俗官員及各項行政事務，必須由蒙古汗國指派的官員來管理。第三，宗教事務由蒙古委托薩迦派管理，各地官員的任命由薩迦派推薦，再由蒙古大汗的金字詔書最終加以任命。第四，雙方還商定了如何統(tǒng)計人口、上繳賦稅、進貢物品等各項事務。
最終確立的法律關系概括起來說就是，薩迦派在蒙古的支持下取得了對全藏的領導權，同時蒙古方面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西藏僧俗各界的既有利益。
（薩迦班智達肉身靈塔即在涼州白塔寺）
這一事件產生了兩個歷史意義：
第一，自此以后，西藏歸屬中央政府管轄之下，正式納入中國版圖。
第二，闊端本人在薩迦班智達的感召下，信奉了藏傳佛教，他被認為是黃金家族中第一位信奉藏傳佛教的人，這是藏傳佛教在蒙古弘法的開始。
關于這個問題，我們首先要厘清一個概念，既此“吐蕃”非彼“吐蕃”。在西藏歷史上有這樣一個現象，“國家名”、“地名”和“人名”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迭代關系。
就拿吐蕃來做例子，“吐蕃”名稱的由來目前學界尚有爭論，其中一個說法是“蕃”（藏語作“bod”）這個詞意為農業(yè)，與“卓”（bro，牧業(yè)）相對，是藏地農業(yè)為主區(qū)域人民的自稱。[1]
隨著吐蕃王朝勃然而起，吐蕃逐漸成了其王朝占領地區(qū)的代稱。因此，我們在宋代的疆域圖上看到，甘肅南部、青海等地的地圖上標識的是“吐蕃諸部”。
這時候的“吐蕃”實際上已經不是特指“吐蕃王朝”，而是泛指藏民族以及藏民族生活地區(qū)廣大地區(qū)了。
同樣的例子還有“象雄”和“古格”，需要清楚一點，我們今天稱為阿里的這個名字出現的極晚，一般認為其名稱由來于，元代對這個地方的稱呼“納里速古魯孫”。
在此之前，這個地方的地理名稱一直都是“象雄”（漢地史料譯為“羊同”）。
這個地名的由來顯然是來源于象雄國家的名號，雖然現在對象雄國的政治體制究竟是部落聯盟、國家聯盟還是王朝有爭議，但它的名稱沿襲成了地名確已是定論。
與此類似，當公元1000年初頁，古格王朝在阿里地區(qū)建立后，這個綿延了六百多年的王朝，也將自己的名字印在地名上。
除此之外，地名還經常作為藏族人名的前綴和尊稱。比如，格魯派的創(chuàng)始人宗喀巴大師，您可別鬧出他姓“宗”名“喀巴”或姓“宗喀”名“巴”的笑話。
“宗喀”是一個地名，而“巴”是指“某某地的某某人”。
類似的例子還有，撰寫了《阿里王統(tǒng)記》的高僧古格·阿旺扎巴。他是阿里地區(qū)的土著，為表尊敬和區(qū)別，在其名稱前加上了“古格”的前綴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眾多藏史的記載中，他名字的前綴有的記做“古格”而有的記做“象雄”。這恰好可以說明，“象雄”和“古格”兩個國家的名字都成地名，并可以混用。
弄清楚了“吐蕃”和“吐蕃王朝”的關系，我們就可以知道，很多人以為的“蒙古人征服了吐蕃王朝”是不對的。
吐蕃王朝公元842年就崩潰了，這時候實際意義上的蒙古人還沒有出現，根本不存在誰征服誰的問題，這個問題存在的基礎都沒有。
被蒙元帝國所征服的，是吐蕃這個地方及其上面的民眾，而不是早就滅亡了的“吐蕃王朝”。
說完了吐蕃概念的變遷，我們來說“征服”這個問題。一般意義上來說，“征服”的詞義是“某些人用暴力的手段制服對方，使其接受、服從或順從。”[2]
換就話說，國家之間的征服就是，一個政權滅亡了另一個政權，將其納入自己的疆域版圖，并統(tǒng)治其國民。
從個角度上說，蒙元帝國征服了吐蕃是沒有異議，蒙古人對藏族人（或蕃人）的統(tǒng)治雖然時間不算太長，但幾段時間加起來也有百年以上。而且，這百年的時間還是有明確而強大的實際統(tǒng)治，有巨大影響力的時間還不算在內。
但竊以為，“征服”還有另一個層面，既精神領域的“征服”。我們現在總說一個詞叫“軟實力”（Soft power），這個概念出現的很晚，1991年哈佛大學的老師約瑟夫·奈第一次在其作品《注定領導世界：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》中，提出了這個概念。
他在書中將“軟實力”定義為三個部分，“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力”、“文化影響力”、“國家戰(zhàn)略和政策有效性”。[2]
直白一點說就是，你用的價值觀和文化影響別人，并使其自愿地去做你希望他做的事情。
在現在國家關系中，用可量化的“硬實力”來脅迫別國的案例正在逐漸變少，而用“軟實力”施加滲透的情況卻越來越多。
如果將“軟實力”的影響，也算作“征服”的話，那這種精神上的征服，幾乎完全適用于藏族對蒙古族的案例。
換句話說，蒙元帝國征服了藏族的身體，而藏族征服了蒙古人的精神，這是一個雙向征服的案例。
為什么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呢？因為，蒙元帝國大概是世界史上大帝國中最古怪的案例。一方面，憑借快馬彎弓的硬實力，蒙古人在最短時間里，建立起了一個人類歷史上疆域最遼闊的大帝國。
但另一方面，蒙元帝國的軟實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，或者可以肯定點說就是根本沒有。
之所以出現這種一條腿極強，另一條腿極弱的狀況，原因在于“蒙古帝國崛起的太快。”
其在草原上固有的“強者為尊”的價值觀體系，在征服身體的過程中很有幫助，但在征服頭腦方面實在乏善可陳。
畢竟，征服腦袋不像砍腦袋那么簡單。
另外，蒙古人的“文化影響力”至少在蒙古帝國初期幾乎零，我們現在所見的蒙古族文化特征，幾乎都是其后漫長歲月中，逐漸積累的產物。
最淺顯的例子便是，蒙古帝國初期（成吉思汗時代）既沒有文字，也沒有成熟的宗教系統(tǒng)。第一版的蒙古文是1204年，成吉思汗征討乃蠻人之時，一個畏兀兒人（今維吾爾族先祖）俘虜塔塔統(tǒng)阿創(chuàng)制的。
成吉思汗嘉許其忠于國家的行為，又感覺其“性聰慧，善言論，深通本國文字”[3]，便讓其結合畏兀字母創(chuàng)制了一套回鶻體蒙古文。
1269年，西藏薩迦派高僧八思巴又結合古藏文字母，為元世祖忽必烈編制一套新蒙古文，并在元朝統(tǒng)治中原期間推廣，史稱“蒙古新字”或“八思巴文”。[4]
另外，蒙古帝國初期，也沒有形成自己的高級宗教系統(tǒng)，流行在草原上的依舊是原始祭天、敬神崇拜的薩滿教。
承托古代文化最重要的兩個支柱——文字和宗教都沒有，蒙古帝國想要推廣自己的“文化影響力”自然無從談起。
恰恰是因為這個原因，蒙古帝國的征服者在征服四方的同時，也拜倒在各地被征服者的文化面前。
這導致蒙古人有的信仰東正教、有的信仰伊斯蘭教、有的信仰佛教，區(qū)別僅在于，他們更接近哪個宗教的強勢區(qū)域。
多達納波的進軍路線
公元1239年（藏歷土豬年，南宋嘉熙三年），蒙古帝國涼州王闊端派遣手下大將多達納波率軍循唐蕃古道，取道玉樹、昌都、那曲、當雄攻至前藏。
這是蒙藏兩個民族間第一次交鋒，但這種交鋒表現出來的是，蒙古人對藏族人的單方面屠殺。
公允地說，此時的吐蕃確實不再是當年那個疆域橫跨萬里，輝煌豪勁令唐朝皇帝不安枕席的吐蕃王朝了。
數百年的領主割據，加之林立的教派，將吐蕃疆土切割成了無數的碎片，就像一個完美精致的花瓶，碎裂后雖然每一個碎片都極盡華美，但再想重新粘和起來卻是難上加難。
在屠殺了500多名僧人，損毀了幾座寺院后，蒙古人的立威收到了效果，難以形成合力的西藏教派勢力，不得不屈服于蒙古人的刀鋒，向蒙古人獻上圖冊和戶牘表示臣服。[5]
公元1247年（南宋理宗，淳祐七年），西藏代表薩迦派的高僧薩迦·班智達帶著兩個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，趕赴涼州與闊端會盟，史稱“涼州會盟”。
涼州會盟是蒙藏關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，隨后薩迦·班智達以《薩迦·班智達致蕃人書》的方式，向全吐蕃宣布了二者的從屬關系。[6]
自此，廣大西藏地區(qū)第一次納入了中央帝國的版圖。換句話說就是，蒙古人完成了對吐蕃的統(tǒng)治。隨后，他們在藏區(qū)設置管理機構、劃分十三萬戶、多次清查戶口（括戶）、修筑驛站、整理道路、派駐軍隊、直至直接派兵打擊不愿臣服的教派和家族勢力（“止貢林洛”和“貢嘎桑布之亂”）[7]。
以上政策和事件足以說明，蒙元帝國在吐蕃地區(qū)的統(tǒng)治是清晰并強有力的。
但在蒙古人征服藏族的同時，逆向的思想征服也在不斷深入和推進之中。早在涼州會盟期間，薩迦·班智達敏銳的發(fā)現，蒙古人對各種宗教系統(tǒng)呈現一種很開放的態(tài)度，愿意接受各種宗教思想。
涼州城佛教、道教、伊斯蘭教，甚至基督教都有各自祈禱場所，并且各種信仰之間能夠和平的相處。
出現這種情況，其實也不難理解，蒙古帝國時期蒙古人對很多新事物又都非常強烈的好奇心，并不想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封閉。
他們對身邊出現的各種新資源、新技術都能很好的加以利用，宗教系統(tǒng)不過其中之一。畢竟，原來自己沒有，反倒沒那么抵觸。
隨著薩迦·班智達出手，用藏醫(yī)和精神療法治好了闊端的宿疾[8]，他成了涼州的“祭天長老”，并在各種宗教系統(tǒng)中超越薩滿教獲得優(yōu)先祈禱權和首座地位。[9]
而后，八思巴和忽必烈的親密關系，讓藏傳佛教更上層樓。1264年（元至元元年），元朝設總制院（后改為宣政院），八思巴領總制院事，“總制院者，掌浮圖氏之教（佛教），兼治吐蕃之事?！盵10]
他在回藏區(qū)之前，忽必烈特意頒布了“珍珠詔書”。這份保存在薩迦寺的珍珠詔書中，不但明確了八思巴的領導權，還特意寫明了藏傳寺院和僧人的特殊地位，即便是元朝欽派的“金字使者”也不得冒犯。
忽必烈的珍珠詔書
而后當1270年，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頂。忽必烈又將八思巴的地位由“國師”晉升為“帝師”，賜封號為“普天之下，大地之上，西天子，化身佛陀，創(chuàng)制文字，護持國政，精通五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”，或稱“帝師大寶法王”。[11]
受此二人關系的影響，有元一代蒙古人政權對蕃僧的優(yōu)待，甚至達到了縱容的地步。不知大家注意過沒有，金庸先生在射雕系列小說中對蕃僧的描寫多有貶抵。
并不是金庸先生對藏傳佛教有什么偏見，而是影射出了宋元時期蕃僧的囂張地位。憑借蒙古統(tǒng)治者對其的尊崇，蕃僧確實做出了很多令人發(fā)指之事，《元史》屢見不鮮的“當街毆打駙馬、咆哮公堂、爆錘州官”都是小意思。
身為江南釋教總攝的蕃僧楊璉真迦，遍掘南宋諸帝、后、公、侯、卿、相陵墓，“凡發(fā)冢一百有一所，戕人命四”。[12]
即便如此，民怨鼎沸的他卻一直官運亨通，直到丞相桑哥倒臺，他才被牽連入獄。但不久，忽必烈便“貸之死”，“給還其人口、土田”，其子楊暗普晉升為宜政院使。
必須要承認一點，蒙古人對吐蕃的征服是有預謀、有計劃，是必然的，而藏族人和藏傳佛教的反向征服，則更像是個人行為，有不確定性！以當時蒙元帝國和吐蕃的硬實力對比，這種征服不過是早晚的事，即便沒有闊端對西南地區(qū)的謀劃，換任何一個蒙古首領，吐蕃都無力對抗蒙古帝國。因此，這種征服是一個必然性事件。
反觀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精神上的征服，卻帶有一定的不確定性。因為，出現這種情況必須基于蒙古人宗教系統(tǒng)的原始，如果蒙古人已固有了一個完備的高級宗教系統(tǒng)，那藏傳佛教能否取得成功并不一定。
所以，吐蕃的軟實力征服是并沒有出現明確的計劃或實施方案，更多的是憑借藏傳高僧的個人魅力，在各個蒙古勢力之間游刃，尋機推廣自己思想，薩迦·班智達是如此、八思巴是如此、噶瑪拔希（噶瑪噶舉派高僧，第一位轉世的活佛）也是如此，唯一區(qū)別僅在于薩迦派正確選擇了隊伍，而噶瑪噶舉派選錯了。
綜上所述，如果您認同“核心價值觀”和“文化影響力”等“軟實力”的“征服”也算征服的話，那蒙藏之間的征服便是一種雙向的征服。藏族人身體上被蒙古人統(tǒng)治，但精神和信仰系統(tǒng)上則正好相反。但有一點需要注意，今天蒙古族普遍藏傳佛教并不是薩迦·班智達、八思巴和噶瑪拔希等幾位推廣必然結果。
任何事物都是有反復、有波折的，尤其是將一件事情放在已百年為衡量尺度的漫長歷史中。
元朝在統(tǒng)治中原不到百年后，草原牧區(qū)的藏傳佛教迅速衰落，薩滿教一度重新回歸。
之后，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在青海仰華寺會晤，藏傳佛教才再次在蒙古王公勢力扶持下復起，之后格魯派又選擇了一個蒙古族王公云丹嘉措（俺答汗曾孫）作為四世達賴更加深了二者之間的關系。黃教（藏傳佛教格魯派）在蒙古地區(qū)獨大與此不無原因，而在薩班、八思巴的時代，格魯派還遠遠沒有出現。
所以，縱觀中國歷史，蒙藏之間的“互相征服”，或稱之為“合流”，其實發(fā)生了兩次。兩次的代表性事件，一個是薩班與闊端的“涼州會盟”，另一個是索南嘉措與俺答汗的“青海之晤”。
參考書目： [1]、《唐蕃關系史研究》_林冠群；
[2]、《現代漢語詞典》_呂叔湘、丁聲樹主持編撰；
[3]、《元史·塔塔統(tǒng)阿傳》_宋濂、趙塤、王祎編著 (明)；
[4][8]、《薩迦世系史》__阿旺貢噶索南 著__陳慶英、高禾福、周潤年（譯注）
[5]、《西藏歷代的邊事、邊政與邊吏》_張云；
[6]、《闊瑞與薩班——涼州會談》__樊保良，水天長；
[7]、《論元代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的基礎》_張云；
[9]、《西藏通史》__陳慶英、高淑芬；
[10]、《元史·桑哥傳》_宋濂、趙塤、王祎編著 (明)；
[11]、《帝師八思巴傳》__ 陳慶英譯；
[12]、《元史·世祖本紀》
[13]、《略論楊璉真伽和楊暗普父子》、《再論元代河西僧人楊璉真加》__ 陳高華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