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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中作樂中國古代名人事例

來源:www.hztdqczl.cn???時間:2022-04-14 10:08???點擊:275??編輯:畢可???手機版

李白、蘇軾都是中國古代文學(xué)史上頗具代表性的文人,分屬于唐、宋兩個文學(xué)繁盛的歷史時期。他們在其各自不同的人生階段中所創(chuàng)作的詩歌篇章,往往與自己坎坷的人生經(jīng)歷相契合,以文學(xué)的意境和形象來詮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境界。閱讀他們的詩篇,可以看到他們?nèi)松辰缟系牟町?,以及面對不同人生境遇時的不同心態(tài),讓人頗感觸動,備受啟發(fā)。

  志向高度決定著人生境界的高下,從李白與蘇軾的詩作中,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志向所在,并由此感受他們不同的人生境界。我們先來看李白的《早發(fā)白帝城》(“朝辭白帝彩云間,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住,輕舟已過萬重山?!保?,這首詩是李白晚年因政治原因被貶至夜郎的途中,在白帝城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而乘輕舟返回,路過江陵時有感而作的。遭貶是李白的人生境遇,他此時正處于人生的低潮中,但他仍能滿懷“朝辭白帝彩云間,千里江陵一日還”的壯志與信心,是很不容易的。探究李白一生:少長于四川,5歲學(xué)六甲(奇門遁甲),10歲觀百家……一生以成就帝王之師為目標,抱負很大。因此,他由政治被貶而得到的挫敗感也相對更大。他40歲進長安見唐玄宗時,以為自己滿腹經(jīng)綸,肯定能夠得到皇帝適當?shù)陌才?,卻奈何鯤鵬之志難以施展,只能仰天長嘆“大道如青天,我獨不能出”(《行路難三首·其二》),這是一種強烈的懷才不遇的感慨;不過他仍自視甚高,用杜甫的詩句來說,即是“天子呼來不上船,自稱臣是酒中仙”(《飲中八仙歌》)。因此,晚年的李白盡管屢遭貶謫,但他所寫的詩篇中,字里行間仍流露出志氣昂揚,他不墜青云之志;盡管在人生的低潮時期,也不放棄理想,身被放逐,卻不曾放逐自我的氣節(jié)和心智。那種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權(quán)貴,使我不得開心顏”(《夢游天姥吟留別》)的傲氣,“仰天長笑出門去,我輩豈是蓬蒿人” (《南陵別兒童入京》)的自信以及“長風(fēng)破浪會有時,直掛云帆濟滄海”(《行路難三首·其一》)的霸氣,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混融的體現(xiàn),他以詩酒做伴、山水為友,超凡脫俗的人生境界是非常人所能企及的,因此不愧得“詩仙”的稱號。

 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境界是動態(tài)發(fā)展的。自李白始,經(jīng)由杜甫、白居易等人,再一直發(fā)展到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蘇軾,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境界經(jīng)歷了一個逐漸發(fā)展完善的過程。到蘇軾所處的北宋時期,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為人行事、待人接物等方面已經(jīng)有了很大的進步。蘇軾不僅學(xué)識淵博,多才多藝,在書法、繪畫、詩詞、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,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發(fā)展體現(xiàn)出了此前少有的全面性。蘇軾在人生境界上不似唐朝李白那般偏執(zhí),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以順應(yīng)自然為主。這一點在蘇軾與和尚佛印的對話中有明顯表現(xiàn),在他自己的詩作中也有體現(xiàn)。

  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聞汝平生功業(yè),黃州惠州儋州?!保ā蹲灶}金山畫像》),蘇軾在事業(yè)達到巔峰后跌入低谷,44歲還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被貶謫黃州,人生發(fā)生重大轉(zhuǎn)折;“黃州、惠州、儋州”,他的一生經(jīng)歷了這樣3次貶遷,可謂境遇悲慘。但這也始終沒有摧毀他的意志,蘇軾通過自我調(diào)整,在苦中作樂,真正做到了范仲淹所說的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(《岳陽樓記》)。在人生困頓的時候,蘇軾仍運行自然、揮灑自如,真正體現(xiàn)出一代儒者的風(fēng)范。蘇軾早已看透了“人有悲歡離合,月有陰晴圓缺,此事古難全”(《水調(diào)歌頭·中秋》)的道理,因此在貶途中仍能發(fā)出“一蓑煙雨任平生”、“歸去,也無風(fēng)雨也無晴”(《定風(fēng)波·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》)、“此心安處便是吾鄉(xiāng)”(《定風(fēng)波·贊柔奴》)的感慨,這種隨遇而安、寵辱不驚、“致廣大而盡精微,極高明而道中庸”(《中庸》)的人生境界讓人可感可慷、可贊可嘆也。蘇軾將宋儒“動亦定,靜亦定”(《近思錄·為學(xué)大要》)的修養(yǎng)境界體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,也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。近代哲學(xué)家馮友蘭將人生境界劃分為四,即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無疑,蘇軾應(yīng)屬其中的“天地之境”,與天地、自然合一。

  總之,從唐到宋的歷史縱向上總體把握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境界,可以發(fā)現(xiàn):唐代重視功業(yè)和名氣,而不太關(guān)注道德層面修養(yǎng);發(fā)展到宋代,文人開始以功業(yè)以及心性修養(yǎng)二者并重。唐與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共通之處在于,他們都負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獨立人格,二者缺一不可。只有社會責任與獨立人格并存,才是知識分子健全的人格;而健全的人格永遠是健全人生的保障。不論身陷囹圄,還是處于順境,都要活出自己的尊嚴,不墜青云之志,這正是值得我們今天反復(fù)思考的主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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